再见理想

200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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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理想

(一)

理想应该在春天开始。

我开始是没有理想的，我以为我会像别人一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农民，像外公一样将自己的田地耕种得如同梳子梳理过一样整齐，在院子里种上苹果树、梨树和金针菜，花开蜂来，满院春色。我希望像小舅一样养一只狗，狗没有名字，我叫它的时候喊：狗，狗，狗！它便会跑过来蹭我的裤腿。
——那时候我还小，还没有想到结婚，只会想到每一年春天如何给狗配种。两条狗配种的时候连在一起自己可能分不开，母狗拖着公狗满村子跑，那惨叫的声音很可怕，必须要人用烧红的火锥从中间烫一下才能分开。这个活我肯定做不来，可能要表哥来帮忙。当然，我不会每天都在想着狗连蛋的事情，做农民是要有很多事情的，我要播种，我要耕作，我要嫁接，我等待春天的到来。
在煤矿上工作的父亲并不希望如此，他费尽周折将我转到一百三十里地以外的煤矿子弟学校，以便我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为着这个未来，我在一个冬天没有亮光的早上跟着母亲出了村子，沿河往下游走三十里到黄河边，等人摆渡。过了黄河便再爬二十里山，到山顶上再等汽车。颠簸一个多小时到县城，再走三里就到了父亲工作的煤矿。
父亲所在的煤矿统属红土坡矿务局，是红土坡矿务局十三个煤矿之一。
煤矿学校的教育要好得多，在这里我被要求要做一个四有新人。而要做四有新人，有理想是排在第一位的。三年级转学过来的我面临的第一节作文课就是写“我的理想”。——理想是什么东西？！
感谢田老师告诉了我什么是理想，也感谢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所有的语文老师，他们一遍遍地让我描述自己的理想，虽然每一次他们得到的答案都不太一样，但他们始终孜孜不倦地用他们正确的理想引导我，帮我建立他们的正确理想，再用这理想引导我走他们正确的道路，将我驯化。

我已经被驯化。

我决定不再做一个农民，我很高兴，这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而我还年轻，未来还早。我认为我的理想可以先从一个警察开始。
田老师也很高兴。她这一班学生都有了各自美好的理想，警察、教师、军人、医生、还有艺术家，最瘦的同学叫张小兵，他要做一个将军，带领他的士兵保卫祖国，好让我们的理想顺利实现。和他一起受表扬的是一个叫田苗的女孩子，她的理想是做一个好妈妈，要关心她的女儿多一点。
1986年春天的那个上午真是美好，田老师欣慰地看着她三十六个学生怀着光辉理想在明亮的教室里蓬勃生长，很快就要长成树，锯作栋梁建设祖国。同时，田老师也一定有一些愧疚，她明白自己对女儿田苗关心不够，她太多精力放在其他学生身上了。
张小兵是我的邻居，他总穿着一件带红领章的小军装，苍白而柔弱。我还记得他站在位子上受表扬的样子，他挂着羞涩的小脸儿不停的放大，慢慢的那种羞涩变得明亮，开始在整个教室上面漂浮弥漫，阳光下的鲜花一样美好刺眼，这记忆让我模糊了那间教室的窗户到底是朝南还是朝北，想起来只是明亮的如同张小兵的笑脸，他正在努力微笑得像个将军。学校对面满山的洋槐花正在开放，甜甜的飘过来，到处都是春天的气息。
我对张小兵最后的印象是在那次看日食的活动中戴了一副超大的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只剩下将军的微笑，而我们却用墨汁涂黑了的碎玻璃片来看日食。班里的很多同学去抢张小兵的墨镜，他极力想要控制局面，但是狼狈的失败一次次粉碎他将军的尊严。
日食来了，整个天空瞬时暗了下来，如同煤矿本来的面目。
那天傍晚，我看到张小兵站在家门口哭泣，手里拿着断了一条腿的墨镜。
当警察的理想让我得以在短时期内当上了副班长，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高的职位。我对于那段时间的记忆特别清晰，几乎记得每一个同学的名字，这时后来绝无仅有的。那时候办理的女孩子都像田苗一样美丽干净，白梅总穿着白色的上衣，郭菁菁是红色的，张朝霞是粉色的，而王晓慧则穿着黄色的毛衣。还有短发的木瑾娟，她是我最好的同桌。我一直以为我的爱情是从后来暗恋白梅开始的，但当我十七年后的现在毫无差错的写下木瑾娟的名字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爱情来得更早。
日食不久后五月的一个星期天，木槿娟随父母离开煤矿回了老家石家庄。我那天早上故意到路边看她，她粉色的裙子，背着小小的书包和父母去赶车，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想她那天一定也见到我，星期天的早上街上很少人，平头的男孩站在铁匠铺边上看马路。她的理想是当医生，我想象得到她如果当了医生的样子，穿着白色的诊衣，轻轻拂去病人的痛苦，温暖而安静，如同她走的那天煤矿山顶上吹来软软的风，好像从来都不带煤灰一样干净。

（二）

煤矿就在山顶上，常年的煤灰染的所有的东西都黑乎乎的。
那一年表哥来找外公，看能不能通过外公的表哥在煤矿上找一份下井的临时工先干着，等到表现好了再转成合同工。外公多般努力终于将表哥送到了煤矿，表哥收拾了东西简简单单地去了。送别表哥那天漫山春花，莺燕欢唱。过了两个月，表哥写了一封信给外公，外公坐在炕头给我们读。表哥信中大概意思是在这里每个月90块钱，还包吃包住，一起下井的几个人关系都不错，有两个人来欺负也被大家说和了。转到合同工可能要费些事,这要慢慢来。虽然每天坐吊篮下井，有些担心，但过些日子习惯了就好。其他就是问安之类的话，我记得清楚的是结尾日期：“Ｘ年Ｘ月Ｘ日于灯下”。那是我当时见过得最好的结尾，外公也是在灯下给我们读的信。
过了几个月，表哥的煤矿上有一班人乘坐吊篮下井时绞索断了，一篮子的人直接掉到了井底，四个人全摔死了，其中最惨的一个人大腿骨头从肩膀上插了出来。为此煤矿解雇临时工，表哥悻悻的回到家里准备结婚。姨夫将他带到一片山头，对他说：自己犁开来种吧，咱们这儿有的是地。
那一年我九岁，还在渴望种地。我还在遥望着北边的山，想着渡过黄河去种我的薄田。
我见到煤矿工人从井下出来的样子，除了眼睛和牙齿是白色的以外，整个人都是黑色的，仿佛一块块直立行走的煤，以至于我会怀疑人类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他们缓慢的跨进澡堂里，一池子的清水瞬间变成黑色，那场景生猛绝伦。每日重复的洗澡也不能洗去身上的煤尘，终于到老了，退休了，脸上还带着煤黑，到死。
我也见过表哥下井时坐的那种吊篮，三四个人坐在里面，慢慢的下去几百米，天空逐渐小成一个圆点，亮不到自己的脸。
煤矿的理想离我相去甚远，我不要煤灰染黑了我的脸。

（三）

当没有人再去讨论理想的时候，理想就变得模糊起来。
冬天第一场雪总是灰灰黄黄的，站在煤矿里仿佛在一个塑料袋里往外看，而现在我觉得更像在一个安全套里往外看，站在里面的人多多少少会有点操性。我在里面期待一场春雨——冬雪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喜欢走在女孩子的下风闻着他们身上淡淡的芳香，我喜欢看她们初穿裙子，双腿笔直的从我的面前走过，我喜欢看见山对面满山的洋槐花一年年开放，我喜欢清风吹来的时候站在麦田里看麦浪起伏如潮水，我喜欢上课的时候迟到一点点，可以听到每个教室里的每一个老师拖着不同的语调讲课。
我就走在春天里，我不再期待更多。虽然我渴望有一场恋爱，但我更能享受初恋之前的眩晕。我旷课去山对面的山，只为看那棵野生的桃树有没有开花。是的，我看到了荒秃秃的山洼里那棵垂死的树“嘭”的一声绽开满树的花，春风不动，我的心都粉碎了。春天里我泪流满面，恨不得立时死去，也好叫我平静了心底的矫情。
当然，我那时候还不会泪流满面，所谓的泪流满面只是现在回想起来的假设，我更不会愿意当时就死去，我还有理想。
不管怎样，我现在更需要有一块地毯铺在自己的房间里，以阻挡地下透上来的潮气。春天一日日热起来，我期望能赤脚走在自己的屋子里，躺在自己的地毯上。当攒下了足够多的报纸，我终于可以将它们一张张铺开在地上，足足两层。我难以表达自己的兴奋，为此我还折了桃花插在桌子上的罐头瓶里，然后真得可以脱下鞋子，赤脚在屋子里来回走。父亲推门进来看到我这一番作为吃了一惊，还是笑了笑说：像铺地毯了。我并不明白父亲究竟是说“像铺地毯了”还是“想铺地毯了”。不去揣测也罢，总归令人懊恼的事情很快就来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地上铺的报纸全都潮掉了，软嗒嗒得趴在地上不言语。
这不是桃花的问题，也不是报纸的问题，在煤矿上的问题在于煤矿。
像我们这样的煤矿子弟，其中的绝大多数注定要在煤矿上继续生活，初中毕业上技校，技校毕业回来下井，然后想办法朝尖子队调动，等到结婚有了孩子再想办法朝地面上调动。我们大多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但不会去考虑它，就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但都未曾慎重考虑过，所以我们还有时间谈谈理想，谈谈恋爱。

刘伟去外地美术班画画，父亲不让我去学，说：画画？
于是我开始恋爱，恋爱也不顺利，姑娘说：我们都好好学习，等考上学再说好吗？我可不想在煤矿呆一辈子，你呢，你想将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记得小学课本上曾有一篇课文：工人做工，农民种地，解放军保卫祖国。你长大了干什么？我长大了为人民服务。
我呆呆得看着姑娘从教室的后窗婀婀娜娜地走过，看着她第二节下课婀婀娜娜地去厕所，看她第三节下课婀婀娜娜地去水管旁边洗手，诗兴大发，吟诗曰：上下五千年听老师唠叨，纵横三十米看美女洗澡。
伟明纠正我：人家在洗手。
我说：手也是身体一部分，她就是在洗身体。
伟明对我说：你应该听听《男儿当自强》，回头我带给你。
星期从家里来，他从包里还掏出了随身听，从收音机里拆了个喇叭接上，插上电源，小喇叭里当当当当的开始唱起来：“傲气面对万重浪，热血向那红日光……”一时间鬓发蓬立，豪气顿生，我们悲壮的跑到墙后面的菜地里偷来许多菜，煮了几碗面条趁热吃了，昂首挺胸去上课，仿若去赴刑场就义。等到老师站在讲台上放下教科书说：同学们好！我们如同标枪一样挺立站起，齐声高呼：老师好！那一刻我从未有过如此凛然，仿佛在高喊黎明的曙光马上就要到来。然后老师拉开枪栓一样的嘴皮，开始扫射，我们以一个个中弹倒在桌子上，开始睡觉。
男儿当自强，理想实在美好。

（四）

我决定要去三门峡学画画，这要一千块钱。为了不在煤矿上呆一辈子的理想，这是一条捷径，我决定这么做！
刘伟已经考上学走了，伟明也不知去向了，我自己在复习，这有什么劲？虽然那姑娘也婀婀娜娜地来复习，可这有什么用？
父亲依旧反对我画画，他不知道我的理想。
父亲认为我可以去上矿上委培的学校，毕业了在煤矿教学也不错，他没有关系可以跑，这样的结果他很知足。他甚至已经开始帮我筹借学费。
但我已经和国辉约好了，不能食言。况且我已经自己跑到学校复读，况且我已经烧掉了所有的理科书本，况且班主任已经在全班同学面前把我恶心得一塌糊涂，我没有脸面再回去。
班主任骂得实在精彩，我忍不住如实转录：“这位同学刚来复习的时候跟我说：我一定好好学——那口气，电棒那么粗的钢筋能一口咬断三根，现在？他居然要去画画，蔫了吧！我看嫩油条他都咬不动了！”
我回想我刚来复习去他家，他正在走廊里做饭，孩子在屋里哭。班主任一米五的身高，蹲在炉子后面我几乎看不到。他说：要好好学习。我嗯了一声。他说：留下来吃饭，你嫂子要回来了，一起吃。我说不用了，站起来走了。路上见到了班主任老婆跳舞回来，花枝招展。
——我朋友和她一个办公室，她告诉朋友她是被班主任用迷药灌倒的。
我曾经很想弄清楚班主任的迷药配方，那也许可以卖一千块钱，解决我学画画的费用。
我找洪亮借钱，他参加工作半年了。洪亮将存折给了我，说密码是咱们拜把子的日期。我打开存折，里面只有三百块。
第二天父亲一早去上班了，母亲递给我一个纸包，说：这一千块钱是你爸昨晚上给你借来的，藏在内衣兜里别丢了。

美术班很简陋，教室在学校旁边的一座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人建的危楼里，还没来得及拆，在走廊里稍稍跑动，整个教室都跟着抖动。我和国辉在教室最后一排抱了画板坐下，开始画几何体。老师绕过来看了看我的画说：这个圆画得真圆！
老楚背了个画板跑到宿舍来找我：哈！你在这里啊！好好好，我也来！
伟明披了件外套，手插着口袋站在了教室门口问我：学这个考学行吗？那我也学学！
美术班很混乱，这个城市四面八方学画画的孩子涌在一起，打架斗殴在所难免。我、国辉、老楚、伟明、杨公子还有刘伟的弟弟小飞站在一起，无人敢犯。大家整日排不到座位，画画看不见前面的静物，索性放了画板去看电影。那时候三门峡流行镭射电影，大都通宵放映，白天休息。一个小房间里烟雾缭绕，杀声震耳。我窝在凳子里，拍拍前面的兄台：借个火。兄台转过来看我半天不说话，扭过头去继续看电影。老楚抬起脚对着兄台脑袋上就是一脚，兄台跳起来指着老楚的鼻子骂：你嘬死啊！我们呼呼啦啦站起来五六个把那兄台围了起来。
兄台问：哪里的？
我回他：红土坡的！
兄台拱手道：红土坡的都是兄弟！然后掏了烟给我们散。

伟明说这美术我学不来，老子回去林业站上做个伪军，查他妈那些贩木头的！当天收拾东西走了。
到月底大家都没钱了，小飞说：我出去想想办法。跑到火车站找到他的同学，俩人约来同学车站上的同事赌博。小飞晚上回来从怀里摸出几百块钱，叫大家去夜市，喝啤酒，吃炒菜。
夜市回来我们坐在操场上发呆，天凉如水，有月光。
我们从拆房子的工地上拉来些木头，在操场中间烧起一堆火，烤热了身子，再把木炭装在一个破铁桶里带回宿舍取暖。木炭烧得不好，第二天早上醒来满被子都是炭灰，头痛咽喉痛。
那个冬天格外漫长，沿着黄河卷过来的风极其凛冽，我整个冬天双脚都没有热起来过。黯黯然到宿舍楼下捡了些破木板，架在水管下面将水管烧出水来，凑上去洗脸刷牙和洗头。洗完头，整个脑子都冻得发僵，头发结成一缕缕的冰，哗哗啦啦的摇晃着回宿舍找一块毛巾包了，看我的春天还不来。

下雪了。

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站在雪地里我觉得自己也很干净。这是受环境的影响，就像我在煤矿上也会觉得自己很不干净。
雪下了一天还没有停，行走过的路面被风一吹结了冰，上面浮着一层新雪看不出来。行人都小心翼翼的走在路的两边，莽撞的人跑到路中间去，没几步就跌了跟头。这样的跟头倒不疼痛，就是摔在地上会滑出去很远，姿势难看罢了。
学校门口有一条一百多米的下坡路，我们站在坡口看人摔跤。慢慢的天黑人稀了，便有人打了个头，猛跑两步，蹲在路中间滑下去，没有到坡底已经人仰马翻了。大家兴奋起来，一个拉着一个冲下去，我们称之为“开火车”，作火车头的人学火车拉笛：呜——呜呜——，接着后面的人一起踏着脚学火车发动：咯——嗵——咯嗵咯嗵——，一路往坡下面开去。国辉和我从画室里搬来桌子，翻过来放在地上，几个人坐上去往坡下面冲，我们称这为“坦克”。
在那个冬天的夜里我们玩得很开心，那是我一生最棒的溜冰。女孩子们也不显得娇嫩，和大家在雪窝里摔成一堆，平时看不顺眼的同学在那一晚都无比的亲密，甚至那些不认识的人也加入进来。大家排好队，彼此拉着手，拉着衣服，高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好》、《让我们荡起双桨》和《解放军军歌》之类的革命歌曲，在雪坡上一次次的冲锋，一次次的摔倒。一切都那么难得，天气、时间、光滑如镜的结着冰的路面，和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这一夜可能都不会再有了，所以我们尽情的歌唱，欢乐愿意死。最有趣的是女孩子们竟然组织了起来，唱着《红色娘子军》跟我们比谁的队伍滑得远，更竟然是她们赢了。
路灯明亮，黑夜中的飞雪如同路灯上扑下来的飞蛾，落在脸上一丝丝冰凉，旋即融化。那一夜的欢乐使人忘记理想，唯一的愿望就是怎样和队伍一起冲到坡底，或者独自滑下去的时候如何掌握转身、再转身的平衡，保持一个比较潇洒的姿势来摔倒。我在那一夜不用等待春天的到来，一样觉得自己充满希望。

（五）

我终究还有理想，并没有随着那一夜的欢乐融化掉，虽然我根本不知道理想应该怎么解释，但我还在坚持。
春天来的时候，我们回来煤矿上学习文化课，我和老楚租了一个空房子，每月五十块钱租金，水电自理。
这中间有很多事情：我跟着老楚认识了“年轻一代蛊惑仔领袖”王飞，他跟我们谈得很投机，讲了很多他和他的弟兄们的事情。我和老楚两天打了三次架，新来的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不知深浅的批评我们，被我指着鼻子骂了一回，然后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出办公室，还挥了挥手。我们叫着国辉，借了三辆自行车，骑了一百多里路到洛阳夜市上吃了碗麻食又骑了回来。国辉的父亲瘫痪了，杨公子的父亲升了官……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春天，但是和理想离得太远，我还是认真说说理想的好。

父亲又一次开始为我筹借学费——电话来了，说录取通知书已经在三门峡教委，拿三千块钱去领。这一年所不同的是：这是我自己考上的师范，不是煤矿委培，也就是说可以不回到煤矿上来教学，而且是我自己要学的美术，父亲满心欢喜。
我却在犹豫着我的理想。终于对父亲说：我不去，我还要复读！
父亲默不作声许久，将三千块钱放在桌子上，转身走开。
父亲找来很多人劝我，在我的潮湿的房间里，各样的长辈轮流来劝说。
理想几乎动摇。父亲依旧沉默。
母亲端了一碗米饭给我说：去看看吧，真不如意就不领好了。
小时候稀罕吃米饭，我以前跟母亲说过：当我考上学了，你什么也不要给，做一碗米饭让我吃就行了。
我夹了两粒米饭尝了尝，新鲜滑嫩，并没有多吃一口。丢下筷子对父亲沉默的背影说：我去！我去！我去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你们满意了！
说完那起三千块钱转身出了门。
我第一次拿着三千块钱，放在贴胸的口袋里坠得心里忐忑。我记不得如何恍惚的坐车翻山越岭了三门峡教委，见到了那张淡蓝色的录取通知书，隐隐的在盛夏的房间里泛着冷光，默默地和我对峙，教委的人伸了一只手等我掏钱。我对那人说：等等。转身跑下了楼，在街边买了一包烟哆哆嗦嗦的点上，坐在教委拐角处抽了起来。阳光媚好，透过婆娑树叶和红砖的墙是蓝色的晴天，理想在那里看着我，我却看不到它。
我没有再到教委楼上去，而是去了美术班。学生都放了假，美术班的门紧锁着，空着偌大的一个校园。学校外面那条滑过冰的大坡在太阳下泛着白光，几个学骑自行车的少年正在呐喊着向下冲刺。我去宿舍掏出钥匙打开门，空荡荡的连一只老鼠都没有。冬天取暖的破铁桶还在，扔在宿舍门口装垃圾。我拉了一张席子铺在床上倒下睡觉。醒来天快要黑了，阳光斜长。在楼下水管上洗了个脸，揣好三千块钱，去车站买票回去。
回来后父母并没有多说关于通知书的事情，平静的给我钱去复读，仿佛大家从来没有为零取通知书的事情斗争过。

（六）

这是寂寞的一年。
国辉去上了委培，毕竟父亲病了。杨公子也走了，父亲给他安排好的路。老楚倒是一直说要和我一起跟孙老师学画画，但家里面有个修车的厂子，讨债逃债的事情挺麻烦，还要和他舅舅一起开车拉煤朝郑州、开封送，所以始终没有来，倒是他家离学校不远，三天两头来找我。
我就在孙老师家里画画，他教初中美术，和我们高中仅一墙之隔。我是这样认识孙老师的——
我和老楚拦住了埋头走路的孙老师，问：你是初中的孙老师吧？
他抬起头看了看我们，又点点头：嗯！
——我们跟你学画画吧？
……嗯……好！
孙老师和他的妻子都是初中老师，每月工资加起来不到四百块钱，日子过的清贫，却不肯收我的钱。我将五百块钱分成两份，在他们两次拮据的时候给了他们，孙老师收得很尴尬，我也尴尬。
孙老师教给我很多，这不仅仅是在绘画上，他指给我很多的东西到现在才一点点明白，这种受益还有后来的小飞和老楚等人，甚至包括没有被他教授过的国辉和刘伟。
那是我最用功的一年，十月份就冻了脚，手指冻裂了口子连续四个月到春天才愈合，虽然孙老师专门为我生了煤炉，却挡不住严寒来得猛烈。我的理想已经丢失了，只不过我在还以为丢失的东西也还属于我。每一次回家都有人在背后指点，说这孩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估计脑子出毛病了，洪亮曾为这些话和人打过架。说我嚼不动油条的老师再一次给他的学生证明：看看，我说的吧！
我几乎绝望，虽然孙老师鼓励我，但我还是跟老楚打了招呼：不行就去你们家厂里学修车！
伟明骑着林场的大摩托来看我，说他在林场带着一群土匪乱开罚单，收了钱就去吃喝，一年下来把账上的钱全吃完了，上头检察院这些天正在调查，他准备跑了，要到深圳去找找机会。
王飞坐着摩托来看我，开摩托的是他的手下，半夜敲开我的门，探进来脑袋像农村妇女一样用毛巾包着，吓了我一跳。王飞进来说：这个熊天太他妈冷！他说，兄弟我要跑路了，过了风头再回来。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路。
这个冬天我家所在的煤矿发生了很多事：煤矿井下瓦斯爆炸，操作面上死了四十多人。麻子来学校找我，脸上带着抓伤，告诉我说棺材放满了俱乐部前面的球场，到处都是黑纱白布，死者家属哭声连天，慢慢变成打人闹事，他们一批负责接待的，多多少少都被抓伤了。他还告诉我死者中间有我们一个同学，是张小兵。麻子说他父亲前两天下井检查通风，正好地下湖渗漏，他父亲被冲出去一百多米，肋骨和胳膊骨折了，满身擦伤，现在正在医院里躺着。麻子最后说：我来要告诉你，洪亮大哥下周结婚。
我不知道张小兵在瓦斯爆炸的一刹那有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将军的理想，现在静静的躺在球场上任人哭泣。那个浮着羞涩的笑脸的教室已经改作工人宿舍，搬到新教室的孩子们会不会也有作将军的理想？洋槐花一年年开放，春色一年年他妈的不改。
洪亮的婚礼很热闹，这总算弥补了年前的气氛。洪亮对我说：我现在上班三天两头打架，井底下，大家赤条条的干活，全靠拳头说话，谁拳头硬谁吃香！你看今天我们队来参加婚礼的，哪个没和我打过架？打得越狠到最后关系越正！

一年年复读的寂寞是难以言喻的。由于画画经常不去上课，老师将我的桌子搬到教导处闲置，我默不作声的再搬回来，反复几次，老师才意识到这个座位还有人。我看着低我两届的同学年轻如张小兵如木槿娟，还有操着普通话的女同学丽和那个骂我嚼不动油条的老师打架，感触万千却一语难发。我每天在默默等着老楚来找我，等着国辉和杨公子回来，等着在三门峡的小飞过来玩,等着春风吹来，山上的桃花再一次“嘭”的一声开放。
西安美院的殷亭来看我，它比我高四届，考了五年，在这五年里改变了很多。我们聊了很多，他聊起了复读的寂寞，我不敢相信这个瘦弱沉默的如同长兄一样的朋友竟然有着叱咤的过去，他就是学校里传说中的那个一拳将人打吐血的人物。我初听这个人的威名并不知道就是他，那时候刚上高一，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猛男。
我在孙老师家里见到杨发，他比我高一届，我们还住过一个宿舍。他曾跟孙老师学过几个月画，没有考上学，在国道边的修车站里修车。杨发温和而腼腆，笑眯眯的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画的颜色不纯，画里的苹果香蕉像中了毒。半月后还是在孙老师家里，我推门看见满屋狼藉，遍地煤块和血迹，墙上涂满奇怪的图案。孙老师说杨发昨晚上来了，带了一瓶酒一口气灌下去，然后大声哭泣，用煤块到处涂画，还用哭出来的鼻涕将煤面儿粘了一幅画送给孙老师，最后摔了酒瓶割自己的手。找人制服他送到医院，医生说：疯了！
孙老师说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哭他从来不敢想象，整个人将身体卷曲在墙脚，如同动物一样哀嚎颤抖，令人怜悯心碎却充满恐惧。
我看到杨发送给孙老师的画，肮脏着仿佛一只被撕裂的鸟流出来内脏，本来鲜红的血已经发黑，几于让人呕吐。我将它提出去在垃圾堆里烧了，火焰漫卷过血迹，我想那些鲜血刚洒上去的时候一定绚烂绽放，如桃花。
我后来还见到过杨发一次。我正在租来的房子门口洗衣服，桃花已经开放过，他戴着一顶翻过来的帽子，手持一根新鲜的柳条跑过，见了我停下来，笑眯眯的拍了拍我肩膀，没有说一句话，笑眯眯的跑开了。
我冲他喊：干什么去？
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回头，扬了扬手中的柳条：——画画去！拐过墙角不见了。
我再也没有跟老楚提过去他家厂里做修车工的事情，不管理想在哪里，无从选择。

（七）

春天到来时那一株桃花一定“嘭”的一声开放，我却没有看到它。
我和小飞去郑州考专业。
我和小飞站在郑州街边的一个公用电话旁，给孙老师打电话，说我被那些颜色涂满旧画板的、嘴里唱着摇滚歌曲的、穿烂洞牛仔裤的、嚼着口香糖的、扎马尾的、昂着头的考生镇住了，我几乎连明天进考场的信心都没有了。孙老师说你当他们都是屎好了。
我不敢拿他们当屎，抱着画板在考场里不敢抬头。感觉有人围过来看我，我更加不敢抬头。四十分钟后画完，我鼓起勇气抬头四周看了看——他们真的是屎。
考完一个学校后我有些头痛，小飞给我买药冲枸杞喝，没有什么效果。过两日渐渐得越来越疼，接下来四个学校的十二场考试我没有坚持完一份试卷，几乎每次都中途退场，到楼下花圃边找一块太阳地，铺开画板躺着喘气，等小飞考完。
小飞从考场出来，夹克被人从后面划了一条大口子，他在骂那个不知名的混蛋。小飞扶我起来，到考场外的街边坐下，买了两瓶汽水喝。各式的汽车划过眼前，带起路上的尘土迷了眼睛。我们彼此一言不发，灰头土脸。那一次我喝到最甜美的汽水，居然忘记了他的牌子。
考完最后一场的那天晚上，我觉得鼻子里面不适，蹑手蹑脚来到水房，擤出来大团大团的瘀血，脑袋立刻停止了疼痛，清醒异常。看着一团团瘀血顺水冲走，我不知道这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慢慢的坐下在水房冰凉的地上，靠着洁白瓷砖的墙脚，开始默默流泪。
别了，郑州。

五月还有一次考试机会，西安美院的殷亭在等着我。
四月底，我托站台上同学的母亲帮我买了一张去西安的火车票。同学的母亲说火车出事故了，快车都停发了，只买到一张慢车票，原本四个小时就能到西安的火车要十个小时才能到。
那是我坐过的人最少的火车，也是最孤独的一次。
火车慢慢启动，“——呜——呜呜——，咯——嗵——咯嗵咯嗵——”，如同开始滑冰，只是太慢，每一站都停，不论所停靠的车站有没有站台。我走过五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索性拣了个靠窗的位子躺下来，看阳光从车窗斜射进来，墨绿色的座椅散发出懒懒的光芒。另一个人从火车那头车厢走过来，在我对面椅子上躺下，默不作声，一起看阳光。
火车如此之慢，一点点移动赶不上阳光，也许更希望有一首悲凉的歌曲伴我同行，《男儿当自强》吗？但是我居然唱不出一个调子。慢慢过了三门峡、灵宝，过了潼关，天黑如烛，各式的乡民涌上来，火车开始活动起来，热热闹闹的一头扎进西安。
我在西安找到了和父亲同父异母的叔叔，他热情接待了我，让我在他家住下，带我去报名。婶婶每日做很多东西给我吃，表妹八岁，每天放学回来就让我教她河南土话，我只好拿行酒令饶她，我们玩得很开心，以至于离开西安的时候她抱着我大哭。
当然我找到了殷亭，他帮我看了看画，说：九月份咱俩就能一起来西安了，搭伴儿！
那些屎一样的考生也从各地赶来，其中几个和我打招呼，大家都熟悉了。我一个月前就仔细研究了西安美院的画风，从笔触到用色，无不了然于胸，我志在必得，只等回去向孙老师告捷。
五月天我感觉热的出奇，别人穿着薄夹克在西安街上走，我穿着衬衫已经汗流浃背，考完三场出来仿佛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脑袋昏沉，呼吸喘气，我不知道这又是怎么了，终于最后一场还是半途而退，监考老师说：看把娃给热地！
叔叔说是中暑了，睡了一晚上果然好了。
五月一号能中暑？我闻所未闻。
我依旧健康良好的回到煤矿，春光明媚，看见那株桃花飘落满地，像桃花一样红。
别了，西安。
理想？再见？

（八）

我本希望好消息来在春天，来自西安，好接得上我的理想，但殷亭电话里说：差四分，就差四分，坚持一点点也好啊！
我无语。

不过好消息在夏天来也不算晚，无论怎样，还是来了。是我在郑州考的第一个学校，学校在苏州。
苏州那边电话里传来美术班同学的声音：有你的名字！我看到了，准考证号码也核对过了，就是你！
父亲几年来第一次展开笑颜，把消息告诉每一个他认识的人。殷亭说那个学校有他的同学，到那边可以去找他们。老楚说不错啊，我也去跟孙老师画画，开拉煤车累死我了！小飞说不容易啊哥哥。杨公子说不赖啊，伙计！国辉说：美，美哩狠！
理想就要来了，我只等一个电话，从教委打来，说通知书到了。我要仔细问他要带多少钱去领通知书，然后仔细听他在电话那边回答：不用带钱。
为了能够平静的说这番话，我尽量使自己放松。煤矿从来没有如此光亮，到了刺眼的程度，再也没有过日食，每一根草木都散着温暖的光。

我已经放松半个月了，教委始终没有来电话。我终于忍不住向教委打了个电话，那边等了很久，懒洋洋的传来一个声音：没有。
没有？
老楚说：妈的！肯定被别人顶了！
我犹豫了两天对父母说：不行的话，我就再读一年？
父母习惯于沉默来回答。
母亲在门口轻轻给我说家里已经没有能力再供我复读，矿上的熟人都借过了，甚至有人以为我神经都不正常了。如果我再复读下去，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们家了，除非考上学。
母亲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去年那三千块钱去领通知书的时候，甩门出去，父亲就扑在床上号啕大哭。父亲一边哭泣一边打自己的脸，恨自己没有能力为儿子找一条更好的出路。
我在爷爷死的时候见过父亲哭泣，那是唯一的一次，那一年父亲三十五岁。爷爷和父亲一共在一起不到三年，那是父亲一生最亲近的一个人，几乎唯一。
也许我更应该打自己的脸来向父亲道歉，哪怕稍稍的流泪来表示自己的忏悔。我是如此的冷血，只是握了握母亲的手说：我知道了。

我决定去苏州走一趟。
我跟老楚说也许我不回来了，不可能陪你再跟孙老师画画了。
我在包装了一件衬衫和一条内裤，中间夹着一把报纸包裹的菜刀。
老楚说：真的要去剁了他？
我说：不管谁顶了我，总要给个交代！
老楚说：把路子摸清了再下手，别被绊住了。
我说：知道！
小飞送我去洛阳，他不知道我包里揣了刀。
一路上看到三拨打架的，其中一个妇女举着铁锨在追她的丈夫，小飞说：打个球毛！全是犯贱！

苏州和我理想中的不太一样，校园也和理想中的不太一样，但无论怎样，他已经在那儿了。
我打听一个和我一样名字的同学，学院里的人说他还没有来报到，通知书寄错了，把河南写成湖南，湖南写成河南了，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新生还没有收到通知书。学校前两天重新补发了一次，并将发错的收回来重发。
我掏出来身份证给。院长看了看说：太好了！太对不起了！
那一刻我莫名的平静，看他手舞足蹈的给我办理手续，安排宿舍，仿若做戏。晚上我独自出来，将菜刀扔进了学校的湖里，给父亲打电话，给孙老师打电话。
过了一个多星期父亲送来通知书，我陪他在学校招待所住了一晚，睡觉前父亲坐在床边看着我好一会儿，慢慢的说：好……好……好好学习。
父亲带了一封信给我，是母亲写的。母亲是半文盲，不会写的字就画一个圆圈代替。大概意思是要我好好学习，团结同学，最后强调了一句，不要再给人打架了。
我以为我一直将母亲的这封信珍藏得很好，刚才去翻，却没有找到，我将它遗失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架。是的，在农村里我是一个土人，煤矿上我是一个脏人，日食的时候我是一个昏暗的人，下雪了我会感觉自己很干净，站在桃树前我认为自己很纯洁，现在天晴了，我是一个晴人。
父亲在苏州呆了两天，帮邻居买了一个百子图的被面，太贵得他买不起。我们在学校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印象中那时我们唯一的合影，我第一次搂着父亲的腰，父亲第一次搭着我的肩膀，彼此笑得都有些局促，我们甚至被强烈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

（九）

关于大学的记忆我很淡薄，刘疆曾经拉着我退学，为了不在这里湮没了理想，我考虑再三还是做罢了；同学们都在想办法办一个特困证明，我想了想也作罢了……许多事情可有可无，那还是当它没有吧。
大学里最鲜活的记忆是我骑单车在放学的人流里穿梭，阳光细长，我回头看到张小兵木瑾娟一样的笑脸，沸沸扬扬的在背后盛开，突然想到自己二十五了，老了。停了单车坐在路边点了一支烟，想着从前那些名字，很难过。到校园里谈恋爱的人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算错了，原来自己还不到二十四，便开心了起来，赶紧骑着单车去食堂吃饭。林荫的路灯下有人在拥抱着呢喃，树梢的斑鸠在拉屎，落了我一脸。
——妈的！

（十）

理想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已经过了二十五岁，过了二十五岁的理想可能也老了吧。

洪亮在矿上当了班长，带着十几号人在操作面上作业时已经不需要动手打人，只需要发号施令就行。
麻子去年下井检修线路，线路漏电，被击中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几乎像一根炭棒。他老婆说看到他的时候，眼里泪水还没有流下来，胃里的东西却先翻了出来。现在麻子恢复得差不多了，脸上已经不太明显，但手上和身上还没有恢复好，肌肉扭曲，指缝间仿佛长了厚厚的蹼。
麻子说还算幸运，保住了手指，恢复好了还能正常。……可怜的是张小兵——我们班最小的一个。
我问麻子还记不记得木瑾娟，他摇了摇头：没印象。
田苗呢？麻子说：你不知道？——破鞋呀！

这个城市规划得很整齐，里面有很多人，到处都是，那么多，甚至每一条狗都有姓名，连一个畜生都没有。
城市里的人优雅的挤公交车，将小车开的婀婀娜娜，嘀嘀着来去，我和小飞坐在路边喝可乐，依旧灰头土脸。妈拉个逼的！
小飞去年也来到这个城市里，约了高中的朋友一起出来吃饭，是那个操着普通话的女同学丽，在一个非常气派的单位上班。
席间女同学丽说她和那个老师打架后转到了县城里的高中，那里高考升学率特别高，也不见得那里教学水平好了多少，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截然不同。看看人家：老师拿着高倍望远镜爬在楼顶上看巡考的车，一旦来了就赶紧通知下面的校长，校长挨着考场通告大家提高警惕，巡考的来了！第一天考完了，校长在大会上说——今天大家表现不错，但是大家要再放开一点，再灵活一点！女同学丽就这样考上了某重点学校，成绩全国第一！女同学丽说，早知到根本就不用复读一年！咱们一起去县城得了——你们还那么辛苦的一年年画画！
——我听朋友讲着，越来越觉得理想变得悲哀，我所历经的原来是一场玩笑！
不过我对于女同学丽的买单行为很满意。

火车上我见到一个的中学生，问他的理想是什么，他仔细想了想，然后微笑着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问他：老师有没有让你们写关于理想的作文？
他说：有，但我是瞎编的。
——怎么瞎编的？
——就是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之类的话。
——命运是什么？
——不知道。
——你连命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扼住它的喉咙？
——我说了我是瞎编的嘛！
——那你学习一定不错吧？
——当然！

我问朋友两岁的侄子：你长大了做什么？
他想都没想，说：钓鱼。

城市里的朋友叫我去山里旅游，说春天山里有桃花开放，我摇摇头，还是在屋里睡觉好一点。
表哥十几年前花了五百块包了一座山，五十年期限。
表哥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在煤矿上挣够一年的钱，我就包两座山，俩大奶子一样的山——包二奶！哈哈！
我问他包那么多山干嘛？
表哥说：种树。
我问他：种树卖木头？
表哥笑了笑，很认真地说：没事，种着玩。
他说在山上种的小树苗长大了，夏天回去避暑吧，山上风高，连蚊子都没有！
我想去。
我想睡在表哥的山头上，等山风拂过脚踝，听山下黄河传来呜咽的声音。木瑾娟、张小兵、田苗……所有人都会在我的梦里出现，在梦里会以为我所曾经的一切只是一场梦，醒来我还站在麦浪里，站在飘满洋槐花的春风里，站在飘雪的大坡口上准备一次冲锋。我不用再等待春天到来，不再等待桃花“嘭”的一声开放，那株桃树多年前已经死去了。

（完）